为什么在个人破产中，法律要“强行”免除债务人余下债务的偿还？-公司破产还款_股票知识

个人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财产变价、分配完毕，未获清偿的债务，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个人重整及和解程序中，按照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执行完毕时起，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个人破产“余债免责”或“破产免责”。

不少人说这不就是逃废债吗？不对，逃废债是违法的，而个人破产中余下债务的免除是合法的。国家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债权债务中的社会公共利益

按照法律调整对象是否涉及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法有公法、私法之分。调整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是公法，比如刑事诉讼法。私法主要是指调整普通公民，组织之间关系的法律，比如民法、商法。那么破产法是公法还是私法呢？

通说认为最早的破产概念起源于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该法典第117条规定：“若自由民负有债务，则将其妻子、儿女出卖，或者交出充作债奴。他们在其买者或者债权者家中服役期限为3年，到第4年便应恢复自由。”把债务人卖身为奴、以劳役抵债，这些事谁有权干？债权人。从这个意义上，破产是公民个体间处理债权债务的一种方式，破产法是私法。

但越到近代，破产法就越来越体现出它的公法性质，即越来越多的涉及到社会公共秩序、利益的调整和保护，所以破产法兼具公法、私法的双重性质。其中，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破产法应该要保护的具体社会公共利益。

个人破产中的社会公共利益

1. 破产免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3年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做好经济工作。重要的是提振企业和企业家的信心，提振消费者信心。提振信心靠喊口号不行，那提高对民营经济、消费者的金融贷款支持行不行？

最近看《您好北京》，安泽豪饰演的创业公司老板李明启，是大多数企业家的真实写照。公司资金链即将断裂，他拼命挣扎想卖掉房子救公司，可拿到这笔钱公司就能起死回生吗？谁能说得清楚。经营企业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不知倒在哪一关。

全球经济明年陷入深度衰退是大概率事件，企业家普遍信心不足，现在银行贷款都要企业家签连带保证责任，除了自己还有配偶，乃至家庭成员。借不到钱用于生产，企业是等死。借到钱扩大再生产，企业是找死。说不定，银行追着企业贷款的事情又会重演。

怎么办？鼓励、支持企业家经营好企业，敢于贷款、敢于冒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建立一个制度，给一个明确的预期，创业即使失败，自己和家庭成员还能维持一个基本体面的生活，父母就医、孩子就学等生活保障不会出问题。

而从这个意义上讲，破产免责就是给诚实但不幸的企业家等债务人，一个最低保障，一个东山再起的希望所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暴雷高发，企业家面临债务连带保证责任追究。一旦遇到失业或大病大灾，消费者面临车贷、房贷、消费贷逾期被追索。出台这样的制度对维护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不言而喻。

2. 破产免责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2018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由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缺乏合法规范的甄别退出机制而形成的“清理历史欠账难”成为执行难的四种主要表现之一，而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亦由此成为执行难的外部原因之一。

因为执行难的案件中有40%的案件是执行不能，也就是说穷尽了所有手段，债务人都无财产可供执行。对此，债权人埋怨法院，法院有苦说不出。法院能做的就是限制债务人高消费、列入失信人名单，但这些手段除了对债务人实施惩戒外，并起不到实现债权的作用。副作用是有些债务人失去了谋生的动力和手段，反正这辈子都还不清钱，就躺平等死。有些债务人就各种花样翻新的“化妆潜逃”，债权人恨的牙痒痒，但很多时候又缺乏发现和打击的手段。

再说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信用类的不良贷款进行催收，走到执行不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财务上可以做坏账处理了，但债权呢？总不能不要了吧，所以即使出了表，这笔帐始终没有真正的销掉。

这些执行不能的债务堰塞湖越堆越高，失信债务人数量越积越多，是对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一种破坏，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潜在威胁。破产免责制度，其实是鼓励债务人放弃东躲西藏，在一定年限里把所有现在的财产和将来挣到的钱，都拿出来进行公平清偿，换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因此，就算债权人不同意破产免责，国家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也可以强制债权人放弃一部分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