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铝合金门窗厂有几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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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敢为天下先的肥西小井庄:包产到户发源地40年的变与不变2、高校通过大数据寻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谁的饭卡里多了720元?3、农行芜湖分行: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 赋能小微实体促发展

敢为天下先的肥西小井庄:包产到户发源地40年的变与不变

如今的小井庄村。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汤琪

忆起40年前的那场自发行动,66岁的亲历者李祖应至今仍感觉历历在目。

1978年,他和几名同村人私下商议,“借”地种田,再分到户,为了来年能有好收成,抢种庄稼。谁知这一干,就是一段历史。

1978年,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重创安徽,位于省城合肥50公里外的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面对旱灾勇闯“禁区”,大胆改革,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发源地。

40年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踏足这片孕育改革的热土,一排排新楼房坐落在小井庄村的道路两旁,有的家里安装了落地窗户,颇具现代感。一些庭院外停放着轿车,绿树成荫。

李祖应如今还记得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1979年到小井庄视察并召开座谈会的情景——万里在会上反复提及,“不要怕,胆子放大一点。”

肥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煜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初期,山南小井庄发出了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声。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和约束的时候,肥西广大干群总是秉持敢闯敢试的韧劲,通过工作的不断创新,破除体制阻碍,谋求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

显然,小井庄“包产到户”的首创精神仍在影响着这里的人和未来,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变与不变。

禁锢

时间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长期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暴露弊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导致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挫,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1978年,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重创安徽,穷困潦倒的农民时刻望向大片荒芜土地,对着这雪上加霜的灾难发出声声的叹息。

1966年出生的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人童广年,属马,出生的那年家乡大旱,即得乳名“旱年”,他因此对旱灾记忆尤深。1978年,童广年已经到了上中学的年纪,作为家中长子,他记得父亲当时是生产队队长,但家里仍穷得厉害,加上旱灾影响,吃不饱饭成为生活常态。

从这年春天开始,大约在八九个月的时间里,童广年记忆中就没有下过一场欢畅的雨。据他回忆,当时一个生产队只打得到一口井,七八十人指望一口井吃水,直到井水干涸,人们再去池塘里挖水,一挖总是一人深。

这场大旱让山南镇龙潭村人解明田永生难忘。1968年出生的解明田在大旱这年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此时,他才刚满10岁。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农田上从此只有形单影只的母亲。

解明田记得,他总是和妹妹一起待在田埂上望着辛苦劳作的母亲,入秋之后的田间令他感到格外寒冷。

因为缺少精壮劳动力,加上旱灾侵袭,粮食产量本就低下的解明田家总是“吃了早上没晚上,吃了晚上没早上”。解明田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家里一度连米饭都没得吃,他最终带着妹妹被迫走上乞讨之路。

今年6月,安徽省委原书记黄璜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亲历安徽无为农村改革》的署名文章,也对长久禁锢在土地里的安徽农村进行了描述。

据黄璜回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凤阳、定远等地背井离乡的难民四处奔波、乞讨为生。那时,黄璜正在肥西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终日生活在农民和灾民的中间,感触很深。

有数据显示,1978年大旱中,肥西县全县100万亩农田70%受灾,中晚稻绝收,72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

参加黄花会议的党员合影,“包产到户”的决定诞生于此会。

解放

在这片苍茫土地下,农村改革的清泉正在暗涌。

黄璜在上述文章中回忆道,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6月,即1977年6月,党中央委派万里同志出任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由他组建了新的省委班子。

黄璜认为,在万里采取的多项措施中,最为突出的是推行农村改革。

文章称,改革的初始阶段是以省委在1977年11月7日下发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为依据的。这个简称为“省委六条”的文件,其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其三是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其四是允许和鼓励社员保有自留地和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五是搞好经营管理,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只要个人可以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其六是队干部带头参加劳动。

旱灾让时任山南区(今山南镇)委书记的汤茂林感到忧虑。他白天在田间督促秋种,到了晚上,还要带领导干部学习“省委六条”。谁也没想到,他们从“省委六条”中找到了一线生机。

1978年9月15日晚,在黄花村的一间会议室里,汤茂林向与会的另外20余名党员传达了“省委六条”和“借地种麦”的决定,会上决定把土地分到每一户农民手里,每人三分地,一次分到位,土地也分好中差三个等级,平均分配,称之为“包产到户”。

近日,澎湃新闻踏足这片40年前孕育改革、解放农村劳动力的热土,在位于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的包产到户纪念馆,见到了数位历史亲历者。“包产到户”萌芽之年,他们都不过二三十岁,充满胆识和勇气。

66岁的小井庄村人李祖应告诉澎湃新闻,小井庄村当年还是小井庄生产队,隶属山南区山南公社馆西大队。黄花村会议后,群众自发地分田到户,种田的积极性很快被提起来,小井庄生产队干得尤为起劲,是当时所有队伍里干得最好、产量最高的。

然而,“包产到户”在那时仍处于秘密探索的阶段。“谁说出去了在当时就是犯法。”说起当年“偷着干”的往事,李祖应如今已是气定神闲,他说,“那个时候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个小喇叭,没有人敢明着包产到户,也就不敢在大喇叭里宣传,汤茂林书记就通过小喇叭推广。”

据《合肥日报》报道,“包产到户”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1979年,肥西县虽然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全年粮食总产量仍达到3.77亿公斤,比1978年增产13.6%,其中小麦1.3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2.8倍,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肥西县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当时国家的粮价大概是一斤大米一角三分九,到了1980年、1981年,一斤大米一角二分都卖不掉,因为粮食太多了。”李祖应告诉澎湃新闻,他当年也是村里开始做生意的“排头兵”,一些农民把多余的粮食拉到邻县去卖,至此从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童年一段时间乞讨为生的解明田,也顺应了这被释放出的改革浪潮。

解明田告诉澎湃新闻,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辍学后去学开车,往后自己开货车谋生。当初小井庄做粮食生意的人几乎都认得他,他们把产量过剩的麦子、水稻拿到外面去卖,很多都是通过他的车来运输。

66岁的李祖应在小井庄座谈会旧址忆万里。

定心

事实上,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1978年9月21日,一封署名农村教师状告汤茂林十条罪状的人民来信寄到了安徽省委和六安地委,举报信称,照汤茂林这么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要把山南变成小香港了。

澎湃新闻了解到,1979年,时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郭崇毅多次到到山南公社调研“包产到户”,写了10万多字的报告并送到了中央,影响了中央领导人对后期中国农村改革的决策。

1979年5月21日,万里来到山南公社视察,并在小井庄召开座谈会,了解“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现如今,当初召开座谈会的农舍已经成为一处纪念场所供人参观。

当年参加过座谈会的李祖应向澎湃新闻忆及会上的诸多细节。当时万里坐下来就问,“同志们谈谈,讲讲你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农村生活吃得饱吗,农民能富裕吗?”

李祖应回忆说,万里当时问了两遍,但一直没人说话,万里便说,“你们怎么没人敢讲话?你们可以说说,谈谈,今天是座谈会,都可以聊聊,不要怕,胆子放大一点。”

当时,李祖应就坐在门边,万里看他有意发言,让他往前面坐。万里问他,“年轻人你说说,农村的温饱问题能解决吗?”当时才26岁的李祖应很快回答道,“能解决,要解决就在田里解决。”

李祖应认为,万里当时对未曾公开的“包产到户”予以了默认。因为,他记得万里曾在会上引用民间谚语说,不管是白猫、黑猫、花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场秘密探索犹如一颗大石。对于参加了座谈会的李祖应来说,这颗沉石终于落了地,各村、各生产队的人们对此悬而未决的心也终于落下。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中央负责同志会议上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那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户,增长幅度很大。凤阳花鼓那个地方搞起了大包干,也一年翻身。”

这意味着,邓小平当时对小井庄、乃至肥西县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到了1982年,“包产到户”同其他农业生产责任制一起写入了当年中央1号文件中。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

《纪要》明确,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2016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万里同志勇当改革先锋和闯将,在安徽工作期间,大力支持和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

田源精铸总经理解明田。

继承

当年同样亲历小井庄农村改革的李烈福,如今已经75岁,他由衷感到这份历史留下的财富之珍贵。

“当年一个农户家到了立冬,一般只有200元收入。”李烈福告诉澎湃新闻,“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生活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好了很多倍,原来住的都是草房子,只要一下雨,老百姓都提心吊胆,现在住的都是砖瓦楼房。以前运输都是靠肩膀挑东西,现在出门都是开车。”

肥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煜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山南小井庄发出了改革发展的呐喊,点燃了大胆创新的火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肥西儿女敢作敢为、大胆创新,改革、创新、奋斗成为小井庄“包产到户”精神的思想精髓。

如今的解明田已经是合肥市田源精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源精铸”)的总经理。从乞讨者到总经理,他也成为延续小井庄、乃至山南镇敢为人先精神的典型代表。

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带来的大丰收后,解明田干运输业到1989年,那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万元户”。1993年,他进入田源精铸前身肥西县离合器总成厂打工。1997年,他在山南镇上开了一家饭店,承诺为20公里内来吃饭的顾客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2004年,离合器总成厂逐渐失去生命力,面临关门,在厂里打了10年工的解明田背债拿下了这个厂,改制为现在的田源精铸。

童年艰苦的生活让解明田一直有出人头地的想法,他告诉澎湃新闻,肥西的大环境非常好,从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田源精铸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政府从土地出让金、税收等方面对企业都有优惠政策,办事效率高。

李煜告诉澎湃新闻,肥西人自古就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善于把握新形势,敢于接受新思维。晚清时期,张树声等淮军将领开洋务运动之先河,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启宝岛台湾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门,都显现出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

解明田也认为,小井庄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块热土,因此这片土地孕育出的人普遍拥有超前的意识。如今,田源精铸已经成为肥西县改制最成功的企业,由改制前800万元的年产值提升到现在5亿元左右,合作伙伴来自日本、美国、德国等世界各地。

履新不久的小井庄村党委书记童广年,他身后是现在小井庄村的民居。

未来

童年经历过两次大旱的童广年,如今刚刚履新小井庄村党委书记。尽管是新书记,但他一直未曾离开过山南镇,是当地基层工作的老面孔。

“1979年过后,家里就有钱买到收音机了,可以听到党中央的政策,和外界有了接触。”童广年那个吃不饱饭的童年早已一去不复返,他告诉澎湃新闻,以前过年吃的东西都买不起,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过年的时候,父亲竟给他买了新衣服。

童广年坦言,随着国家对“三农”政策的不断优化,改革力度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以来小井庄基础设施、农民收入成倍增长,乡村吸引力更强了。

小井庄的巨变有目共睹。近日,澎湃新闻走进小井庄村的街头巷尾,看到一排排新楼房坐落在道路两旁,有的家里安装了落地窗户,颇具现代感。一些庭院外停放着轿车,绿树成荫。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小井庄全村27个村民组全部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和组组通砂石路。2017年,小井庄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全村流转土地2000亩,承包给大户种植苗木和大棚蔬菜,人均获得租金800元,务工收入10000元。部分劳动力在外务工,从事二三产业,人均务工收入达3万元,201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15800元。

童广年表示,如今小井庄正按照改革发源地、生态农业村、旅游观光点、小康文明村的发展思路,谋求更快、更大发展。

例如,按照规划,小井庄村将土地合理、规模化有序流转,实施产业调整,发展特色农业生产,并继续巩固好稻虾养殖、苗木花卉、经果林等产业,使农村农田发挥最大效益。

此外,小井庄4A景区升级项目也正在进行中,并将与兴庄村和长庄村一起实施“三庄联动”乡村振兴项目,带动村内二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好当地自然资源和特色特点,做好旅游产业的文章,改善村容村貌,开设相关岗位培训,做实做优产业项目,带动好扶贫户发展持续增收。

童广年深知责任重大,他虽感到有压力,但小井庄未来的发展已经有了方向,他的工作也就有了奔头。

“虽然我的工作岗位这些年有调动,但我始终留在山南镇,大环境没有改变。”童广年说,党和人民把他放在村党委书记的位置上,他有信心成事,因为40年过去了,为农民谋福祉一直还是所有人奋斗的目标。

这是巨变新时代下永远不变的坚守。

高校通过大数据寻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谁的饭卡里多了720元?

来源:解放日报

原标题:高校通过大数据寻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隐形资助伙食费

谁的饭卡里多了720元?

卢琳能脱口而出这场高校“隐形资助”的种种细节,比如每条补助细则、整套受助者筛选标准,甚至是上回资助发放的日期。但一个关键信息除外:作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她在最初并不知道203名受助学生的姓名。但这恰是符合资助原则的。

今年9月开学后,在她工作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学校用大数据悄悄往困难生饭卡里打钱”的消息在网上铺天盖地,其实距离西电第一次向困难学生饭卡里打入720元补助已过去半年。

在河南省会的郑州大学(以下简称“郑大”),校园卡隐形资助10多年前已开始。期间也有院系辅导员提议,是否可向学生干部提供资助名单以便重点关注,但是提议因为“涉及受助学生隐私”始终没有通过。

“这些数据,其实一直都静静躺在学校信息中心的数据库里。”卢琳说。庞杂的校园大数据库在精准资助名义下才被激活。

大变局正在发生。今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6个扶贫日,也是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自2007年建立后的第13个年头。去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明了“精准资助”,并提出“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不公示困难生认定名单、不用提交家庭贫困证明,一场保护困难生隐私和自尊的大数据隐形资助行动,在众多大学以各自的算法进行。

然而网络评论区对高校“大数据扶贫”的疑问也未曾停止:大数据真能筛出最精准的困难生吗?会不会有学生因为减肥、造假冒领等原因获得资助?每月100元上下的餐费补助对困难生的实际帮助大吗?

改变的起点

3元增量究竟能为大学食堂一餐饭带来什么改变?

这是西电大三学生黄旖收到校园卡资助后的一周,一直琢磨的问题。这笔720元补贴的资助标准是:一学期每天2餐,每餐补助3元。

在收到资助前,她的餐标是5元以内,在学校食堂几乎吃不上除了夹馍、鸡蛋饼等主食外一顿荤素搭配的正餐。但她谈及以前的餐食,没用过负面词汇,只说自己“爱吃,但更注重性价比”。

8元是补助后的餐标,不需多加节制就能在食堂窗口打到一荤两素。

收到隐形资助的学生浮出水面,大多因为善良“暴露”——卡里多了钱,他们最初以为是别的同学误充的,主动向辅导员澄清想要归还,黄旖也是如此。

9月25日19时黄旖去学校食堂吃饭,用餐高峰的人潮已散去。这个宿舍楼下的食堂是她最常光顾的,“大锅菜多,精品菜少,挺实惠”。

因为晚到,窗口菜少了,不少菜品被拼到一起售卖,菜也没了热气。黄旖不太在意,她仰头看价目表,盯了足足十几秒。

“这是没饭补前养成的习惯,很抠门儿,以前我会盯着价目表看更久。”黄旖说起以前她常会站在打饭的长队外犹豫许久,有时越看越急,索性拿塑料袋打个菜走了。

饭卡里每月多了180元后,她常去的是6元的套餐窗口,三素一荤的样式,口味差强人意,装餐食的是铝盘,不如8元套餐的白色餐盘精致。但这个窗口在用餐高峰时也会排起长队,黄旖在其中不再觉得自己另类。

校园有不少黄旖的禁区,比如校内两座商业综合楼大小不下百家餐馆,黄旖极少光顾。她还算熟悉的只有卖菠菜面的档口,小份西红柿鸡蛋面10元,面汤免费。她说有“在家吃饭的感觉”。但也不常去,她只在低血糖犯时才去那里改善一下。

再比如她常去的学校图书馆里有家咖啡店,饮料均价20元左右。黄旖2年多来从没进过这家咖啡店,她在记者“请客进去喝一杯”的倡议下第一次进入。落座后,她向四处张望许久,见有人在自习,她自言自语了句:“这儿那么吵,为啥不在图书馆自习区学呢?不划算!”

她现在最坦然的“奢侈一把”还是在食堂,偶尔点上一份10多元的石锅拌饭。

“学校食堂其实是人和人差距很小的地方了,我从大家的餐盘里看不出哪些人可能和我家境差不多。”一位坦承自己困难生身份的大二女生说。

公正的算法

如果肉眼看不出餐盘里的差距,那究竟什么可以?

西电信息网络技术中心的赵宇健老师在电脑里打开了“校园大数据决策支持平台”——答案就在这里。

要从大数据中淘出经济困难生,首先需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指标。赵宇健把全校本科生2018年全年的消费数据调出,按早中晚3个消费时段把数据整合相加,获得了18.73万条数据。

结合学校平均水平,每月在食堂用餐60顿以上学生的消费数据是资助门槛之一,这是为了排除常叫外卖或外出实习的学生。

根据2018年西电学生消费水平统计,人均餐标是8元,学校把困难学生小额消费标准定在了5元及以下。“5元是一个临界点,因为我们发现餐标在5元区间的学生和在6—7元区间段相比,人数骤降。”卢琳说。

大数据最后筛选出每餐消费远低于平均水平的310名学生,比对学校困难生认定数据库,有144人在困难库,直接进入资助名单。

第二步就需要通过人工核实提升资助名单的精准度:学校通过深入学院、班级以及与辅导员实地探访的方式核实不在困难生认定库的166名同学,避免出现个别学生因为减肥消费较低等造成资助结果偏差。

人工智能学院辅导员杨坤当时就负责再审核,他趁集体活动时锁定目标,漫不经心地和学生聊起胃口如何、是不是因为吃得太少才身体瘦弱……经过验证,他学院里那两位不在困难生库里的低消费学生是因为“胃口太小”,他建议从初选名单中剔除。在这次人工复查中,166人中有59人被核实为困难生。

而郑大的校园卡隐形补助在精准度上探索了更久,比如校园卡资助周期是1个月,每月统计前1年的消费动态数据,选择1000名消费数据最低的学生进行资助,这样可即时增补家中境况突变导致生活拮据的学生,补助金额也按照困难程度分级。

郑大这份每月更新的大数据追踪还被应用在了辅助困难生认定,去年学校将此数据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学生名单交叉对比,取消了部分有高消费行为学生的认定资格,同时增加了部分困难生入库。

“月更”结果是有效的。郑大小赵大二开学时收到过两三个月的隐形资助,那时正值父亲在工地上受伤,家中收入减少了大半。小赵本想每天吃馒头佐酱帮家里减负,但他那段时间的异常消费被大数据筛查了出来。

算法还在更新迭代中,比如在新学期资助开始前,两所大学都计划将学生校园卡绑定支付宝、云闪付产生的消费纳入统计。

家中度过困难期后,小赵的三餐消费恢复正常,补助也就自动停止了。此后小赵看到宿舍楼里有拎一袋馒头低头走路的同学,就会佯装轻松上前拍拍他肩膀问一句:兄弟,最近是咋了?凭借这种方法,小赵真的“捕捉”到一位家中遭遇困难的同学,借了300元钱给他。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理解这一切。”小赵用过来人的口气说。

对抗标签化

其实没有谁比黄旖更懂得“被公示”带来的困扰。

她上高中时,学校把困难生的资格公示张贴在大门口,“每个人的名字被放得很大”。第二天班里一个女生跑到黄旖跟前,拉着她的手问:“你真的是困难生吗,我怎么看不出呢?”当时黄旖没说话,苦笑一下走开了。

在学校倡议隐形资助后,闪现在卢琳头脑中的画面是:18年前她刚来西电求学时,同班一位女生在床沿喝稀饭吃馒头。冬天卢琳见她穿得单薄,特地从家里为她带来了一条毛裤,但那位女生谢绝了,理由是“不怕冷”。

而另一位家境贫寒的同学获得了一笔4000元学院里的企业助学金。此后她经常被指点议论,甚至有人说:“这就是拿了4000元的那个人!”

“现在资助体系完善了,困难学生面对资助的心态有所改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乎‘困难生’这个身份标签了。”卢琳说。

事实有迹可循,比如在西电上学期发放隐形资助的203名学生中,有59人是经过学院复查被发现的,原本不在困难学生库里。“说明有一小部分学生即使家境贫困,也不愿意主动让学校知晓。”卢琳说。

杨坤在一次暑期家访时意外发现,一位成绩拔尖学生家境很不理想,他询问学生为什么不申请助学贷款,回答是:害怕同学另眼相看。尽管再三疏导,这位同学在新学期依旧不愿提出困难生认定申请。

为了抚平困难生身份带来的焦虑,西电的助困活动常有很多“大费周章”的设计。比如有资助方为学校捐赠了几十辆自行车,学校在全校范围内举行了一次自行车慢骑比赛,在挑选参赛者时,除了吸纳部分普通学生更是通知了不少困难生。

比赛的结果是无论名次人人有奖。这样一场资助困难学生自行车的行动也就转化成了人人可参与的校内运动赛。无人机试飞、单反摄影技能培训,甚至是去外省参观访学,这些本意向困难生倾斜的活动都以全校活动形式开放,尽管在人选上还是会暗暗偏向困难生。

学校资助中心也听到议论觉得在助困活动中放入少数普通学生名额,是对困难生资源的侵占,但是老师们情愿背负压力,向学校争取更多参与名额。

不过也有的事需要“无为”。在西电每年出国交流的学生名额中,从不特设照顾困难生的名额,鼓励公平竞争。

在郑大,学校学生处处长刘超向记者说起过“提前设岗助学”的做法,也就是在经济困难的新生入学前,为他们设立勤工助学岗位,13年里受益学生已经有858名。“等到其他同学来校时,他们会展现出像学校主人的自信,家境带给他们的局促感就会消退。”刘超说。

黄旖也觉得进入大学后,自己对身份的焦虑在慢慢减退。

大一入学,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黄旖悄悄把表格掖在课本里,找个四下无人的时机拿出来写几句,现在写此类情况说明,她不需要躲闪了。

也偶有“隐痛”发作时,一次宿舍同学想要把所有打扫工具准备卧室和卫生间各一套,黄旖觉得浪费,有一套就够了,其他同学多有抱怨。黄旖一句话让气氛迅速降到冰点:“对,我穷!满意了吗?”

大部分时候,宿舍已有了默契,比如大家一块儿在微信群里约着出去吃饭,见黄旖过了许久没回复,就会主动换一家人均消费更低的餐厅。

直到现在,黄旖也说不上身边哪些人也是困难生,这个身份标签在这所大学正被刻意淡化。

何为公平

黄旖觉得自己也任性过——大二暑假,她参加了香港大学的暑期游学。

那年的游学项目有美国、新加坡等选择,香港的项目最便宜,加上学校补贴的游学经费,自费部分不超过2000元。即使如此,她还是犹豫了2天才告诉父母。

成行那周,大部分时间她都留在香港大学听课、吃食堂以节约成本。“我记得听专业报告时,全英文的有点难跟上,就尽量捕捉关键词。”听完高密度的英文报告后,回到宾馆是她的放松时刻,透过窗户可看到“维港一线海景”。

有一回,她在香港街头迷失了,手里拿着为朋友代购的东西。唯一为自己买的是杯网红奶茶,排了半小时队。

一年后暑假,一位拿助学金的高中校友找黄旖咨询香港游学事宜。可校友最终放弃了,因害怕被同学质疑“困难生资格”。

一位大学辅导员曾和记者说起,他学院一位女生的确因为“困难生报名参加美国游学”被指摘。刚听到那位女生要去美国,群情激愤,不少同学每晚定时在校内论坛“炮轰”她。而这位辅导员觉得有失公允之处在于,当时根本没人在意这位女生品学兼优,本就符合学校选拔的游学人选。

风声在新学年的困难生认定工作来临前愈演愈烈。他找那位女生谈话,女生特别希望和大家澄清。他请那位女生写下情况说明,打算在新学年学院困难生认定会上代她解释。

“我坚信这次美国之行对我太重要了,我也确信它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女孩在信里澄清了这次的自费支出,除去她勤工俭学以及奖学金积蓄,家庭负担的可能也不到1万元了,即使如此,她依旧自责不已。

那晚的认定会上,当大家听同行的学生说起女孩在当地只兑换了极少的美元,又说起她除了给亲朋买小纪念品没有任何消费时,全场沉默了。

“这就是他们真实存在的发展性需求,无论他们家境是否艰难。”郑大辅导员张晨曦说。

记者旁听过一场学院困难生认定工作会,会议一度陷入相同困境:一位申请人刚换了最新的苹果手机,同宿舍的人就手机是她自己买的还是亲戚送的讨论许久;还有位申请人喜欢手办玩具和电子产品,大家为他的爱好是否存在“过高消费”争论不下,后来证实他的手办不超过200元,而电子产品也是淘来的二手货才平息。

在郑大,一位接受过隐形资助的医学院女生让人印象深刻。她的着装简约却不失精心:微卷的长发、宽松的卫衣,丝毫没有生活拮据的烙印。女孩打趣说:“我擅长用最少的钱过上体面生活。”

当下大学,困难生该以什么面目出现?任何概括都有失公允。清晰的事实是:在这两所大学,收到隐形资助的还是困难生中的少部分。“我们隐形资助的学生人数,接近特困生人数,许多一般困难学生不在其中。”郑大学生处的魏东老师说。

“更多时候他们的缺口并不在3元饭补。”卢琳说起在西电每位同学每年可向学校申请2000元无息贷款,用于创新创业等发展性需求。

承认家境贫寒的学生需要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对他们的多元选择有更多认同,或许这只是公平的开始。

黄旖始终没对记者放下戒备心,反复确认隐私信息不会刊登,而且一直没向记者开放微信朋友圈。

“最好我的坦白能让和我处境相同的人拥有生活的勇气”,黄旖希望她是“暴露”在大数据算法密林之中的少数人,“一切都继续悄悄进行”。 (文中受助学生及困难生均为化名)(记者 杨书源)

农行芜湖分行: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 赋能小微实体促发展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之一的“普惠金融”,体现了党中央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民生福祉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作为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队”,芜湖农行始终坚守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以芜湖市政府“聚焦高质量、冲刺八千亿、建成副中心”的战略为契机,拓宽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探索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努力打通基础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助企纾困,开拓企业融资途径

农行芜湖金桥支行帮助企业利用专利权质押的方式成功融资900万元,有效解决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标志着芜湖农行专利权质押融资实现了零的突破。

锦恒筑家门窗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装饰装修、幕墙、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断桥隔热门窗、系统门窗和阳光房系统的大型断桥铝合金门窗企业,企业自身拥有发明专利及商标等知识产权。农行芜湖金桥支行在走进企业开展调研时,了解到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流动资金需求大、资金周转困难,但传统的融资担保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金桥支行积极向市分行汇报了企业的相关情况,研究农行普惠信贷政策。

为该企业开辟了普惠信贷绿色通道,量身定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积极为企业办理知识产权质押手续,并于2024年1月5日成功发放6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让“知识”转变为“资产”,此次以专利这一知识产权为高新技术企业获得质押融资的成功案例,同时也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开拓了新路径。

活动现场。农业银行芜湖分行供图

近年来,芜湖农行不断优化小微企业信贷服务,精准施策助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2023年末,芜湖农行普惠法人贷款余额19.44亿元,较上年增加3.92亿元,普惠法人贷款户数1432户,较上年净增98户。

集聚资源,提高金融惠民广度

芜湖农行聚焦小微商户的金融需求,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调动全员力量,集聚全部资源助推小微商户做大做强。

农行南陵县支行得知某小微客户急需一笔资金,支行负责人积极上门拜访了解需求,面对法定代表人和抵押物均在异地的情况,客户经理白天上门调查,晚上加班加点整理贷款资料,从受理到放款仅用时三天,成功为客户发放“抵押e贷”800万元。

农行芜湖无为市支行成立12支党员先锋队,下沉市场、走访商户、开展调研,全面深入地了解经营主体面临的困难,为后期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奠定基础。

无为市支行还通过存款理财、支付结算等方式为小微商户提供最实用、最便捷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利用生产经营贷款、农户贷款、网捷贷等拳头产品,为小微商户送上金融“及时雨”,解决了他们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

2024年以来,农行芜湖无为市支行累计走访商家900余家,累计发放“网捷贷”超350笔、金额近9000万元,农户贷款970余户、金额超1.7亿元,惠及周边近830户个体工商户。

近年来,农行芜湖分行依托网点分布优势,积极对接芜湖市瑞丰、宝文和南翔三大批发市场,实地考察商户需求,创造性的推出“宝文e贷”“瑞丰e贷”“南翔e贷”等特色小微商户生产经营贷款,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农行力量。

下一步,芜湖农行将继续发挥国有大行担当,不断探索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模式,优化普惠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普惠推动普惠金融业务进入快速、高质量发展新跑道。(陶钱智、蒋小叶、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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